中国姓氏中的遗传密码作者：本站 来源：网络 点击：2304 发布时间：2012-06-15
中国姓氏中的遗传密码
中国人初次见面时会询问：“您贵姓？”得知彼此同姓后往往顿生亲近：“我们五百年前是一家。”17年来，中国科学院有一位学者从遗传学的角度对中国人的姓氏进行了数据统计和分析，结果发现，通过对姓氏的研究可以揭示人类基因的奥秘，特别是男性Y染色体的奥秘；并且，同姓者未必“五百年前是一家”。
“姓氏基因” 帮中国人寻根问祖
2000年，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群体遗传学家袁义达将宋、元、明、当代四个时期的100个常见姓氏的人口分布曲线绘出后兴奋不已。“这四条几乎重合的曲线说明，一千年来中国人的姓氏传递是连续和稳定的。”这是袁先生的成果，同时也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中国姓氏有史可查且可靠的记载，主要为秦汉以后的文献。五千年来，自伏羲氏时代开始，中国人的姓氏基本上都是依父系传递，姓氏的传递方式与人类男性Y染色体的遗传方式一样，都是以父传子的方式垂直传递。因此，群体遗传学家假定，姓氏为一种遗传性状，对应男性Y染色体上的一个等位基因，这就是“姓氏基因”。
目前汉族使用的姓氏大约3500个，也就是说中国人Y染色体上的“姓氏基因”有3500多种等位基因。
Y染色体是人类遗传过程中最稳定传递的染色体，而目前我们对它所知甚少。由于姓氏与Y染色体传递模式惊人相似，姓氏文化记录了中国人五千年父系社会的进化史，也记录了Y染色体近五千年的进化史。”袁义达说。尽管中国人也存在改姓的现象，但是这在整个中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很大一部分在第二代时又恢复原来的姓氏。在多数情况下，改姓往往选择已有的大姓，因此改姓不会严重影响群体内姓氏的分布。
群体遗传学者整理出中国各地汉族人口的ABO血型分布情况，然后进行亲缘关系比较；再整理各地姓氏分布情况，进行亲缘关系排列。结果发现，前后二者是一致的。仅一百年历史的现代遗传学基因理论与中国文化的某种契合让袁义达先生颇为惊叹。
"因为人的生命长度有限，通过血型只能进行近一百年的群体遗传学研究。而姓氏可上溯至几千年前，这就极大地拓展了群体遗传学的研究空间。”袁义达举了一个例子，从某古墓地挖掘出了男性尸骨，死者的姓氏得到确认，若有与之同姓的当代人想知道自己是否是死者的后代，可以把从尸骨中提取的Y染色体基因与当代人的相对照，如果一致就可断定死者是祖先。“‘姓氏基因’可以帮助中国人寻根问祖。”袁先生说。“两个同姓的人，如果检测其Y染色体基因不一致，则说明其祖先不同，必然有一个是改了姓的。”
“有多少个姓氏，就可以断定至少有多少位祖先。”袁义达1997年出版的《中华姓氏大辞典》收录了中国古今姓氏11969个。前不久他接到香港佛陀协会的电话，该协会建立了“姓氏祠堂”，已经做好了11969个祖宗牌位等待全世界的华人来祭拜。袁义达说：“中国人五千年来的姓氏总数肯定远远不止这个数。我们还在继续收集和整理，目前收录到的姓氏已经超过了22000个。”
姓氏：历史与自然的纽带
1968年，21岁的袁义达在山西怀仁县插队，别人用来打牌、闲聊的时间，他却用来翻阅从老农家借来的《康熙字典》。他发现，在姓氏部分，有很多姓是从来没见过的，有的甚至连字他都不认识。从此他开始抄录这些眼花缭乱的姓氏，插队结束时已经积累了2700多个。这就是袁义达对姓氏研究的缘起。后来上大学专业是生物化学，毕业分配到中科院遗传研究所工作，似乎离他感兴趣的姓氏遥远了。
1984年，世界著名的群体遗传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鲁卡?卡瓦利-斯福扎来到遗传研究所，带来了“姓氏基因”理论，他希望能与中国的遗传学家合作，通过研究姓氏在人群中的分布，分析人群间的亲缘关系和历史上人群迁移模式等。而从事这项研究仅有自然学科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对姓氏、历史有着浓厚兴趣的袁义达先生于是自告奋勇，他庆幸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研究方向。现在，姓氏群体遗传学——人类群体遗传学的一个分支，已经成为国际上一门新兴的学科，而袁义达先生是中国惟一从事此项研究的学者。
前不久一家电视媒体提出采访袁义达先生，袁先生为慎重起见请示了研究所领导，领导提了两条要求：不泄露研究机密，不贬低同行。听到后一条，袁先生乐了：“我没有同行。”
在袁先生的书架上，一排《二十五史》和众多历史学书籍格外醒目。他说：“别人读史注重故事，我关注人名、姓氏。那些烈士、烈女名录就是我进行历史上姓氏统计的资料来源。”
袁义达发现，“姓氏基因”研究显示的生动的生命遗传信息与历史的发展可相互印证。宋、元、明、当代四个历史时期的姓氏分布曲线虽然吻合一致，但也存在细小差异，如明朝七大最常见姓氏占人口的比例比宋朝和当代都低1%以上，反映出宋朝到明朝中国人口曾经大幅度降低过。历史人口数据表明，由于连年战争和屠杀，在元朝，北方和四川的人口急剧减少，而浙江、江西、湖南、湖北一带的人口却相对增加，姓氏分布记录与此吻合。北方地区主要姓氏王、李、张、刘和杨占人口的总比例在明朝比宋朝和当代都低1个百分点，尤其赵姓的比例降低了4个百分点，这是因为赵姓是宋朝的皇室之姓，自然受到更大的冲击。到了清朝，政局比较稳定，经济发展，人口迅速增加至4亿，南北人口比重趋于平衡，因此大姓人口迅速增加，以至恢复和超过了宋朝时期相应姓氏所占的比例。
“目前，‘姓氏基因’研究最引人注目的结果是：同是汉族姓氏，却可以从血缘上分成两大分支，以武夷山-南岭为界，南北两地汉族血缘差异颇大，甚至比南北两地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差异还要大。”袁义达介绍说。十几年来，袁先生与助手收集了上百万份血型以及酶、蛋白质等遗传标记数据，研究其分布规律，并和姓氏的区域分布比较，从遗传学角度进一步证实了以前生物学和人类学、历史学得出的结论：汉族只是文化上而并非血缘上的完整群体，整个汉族是在与少数民族的逐渐交融中形成的。
中国人的姓氏资源
中国人姓氏的历史已经有五千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姓氏。在世界其他地区，姓氏的产生不过是近一千年的事情。欧洲大陆普遍使用姓的历史只有400年。日本在公元5世纪出现姓，但只是贵族的特权，并未在民众中普及。直到明治维新时期，1875年政府颁布法令，实施户籍登记，日本人才急匆匆为自己找姓，多以所居地名为姓，因此多为两字姓，当时日本人一下子涌现出3万多个姓来。
中国人，特别是汉族社会中，宗族观念根深蒂固，同姓同宗在汉人眼里是一种很强的联系纽带。袁义达认为，中国姓氏是中国几千年父系社会全过程的见证，它以一种血缘文化的特殊形式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中国人的姓氏种类和分布是一项重要的国情。”
在中国的东南和南部地区、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侨中，修家谱十分盛行。据袁义达介绍，民间的家谱类的传统资料是研究中国汉族亚群体的重要资料，以美国犹他州国际家谱研究中心为代表的一批国际研究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十分重视收集中国人的家谱，并结合着各种学科的需要，研究着中国人家谱的历史、今天和将来。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等收藏了中国年代最古、质量最高的家谱，全国图书馆收藏的家谱种类达两万多种，总数大约20万册，这还不包括民间收藏和1949年以后重修、新修的家谱。“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和具有持续研究价值的宝贵资源。”
“除了通过姓氏研究中国人的源和流、研究汉族划分标准、研究中国人Y染色体基因的多样性，姓氏群体遗传学还要研究姓氏与病理的关系。”袁先生说。
国外最新的科研结果表明，男性成人细胞在减数分裂时的染色体突变率是女性的两倍，而基因突变和疾病的发生关系密切，这和Y染色体目前尚未得知的功能有何联系呢？“既然姓氏反映了基因的传递，那么对‘姓氏基因’的研究就有望找出疾病分布与姓氏分布的关系、长寿因素与姓氏的关系，甚至找到药物的姓氏差异。”
“患同一种病，因姓氏不同吃不同的药将来不是没有可能的。”袁义达说注重个体差异正是医学未来发展的方向。
河洛文化与中华姓氏起源
河洛，是黄河与洛水的简称，也指黄河中下游和洛水流域的一些主要地区。据《史记》等文献记载，“河洛”这一地域概念，一般是指狭义的中原地区，即今河南，或中原地区最核心的部位。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如果说中原文化是中原先民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那么，河洛文化便是这“总和”中最精彩的篇章。河洛文化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广及诸多领域。本文仅就其与中华姓氏起源的密切关系予以概括论述。
据初步统计，在《中华姓氏大辞典》所列11969个姓氏中，有4925个未注明姓氏来源，有2224个系少数民族姓氏，二者合计7149个，占11969的59．7％，下余4820个为汉族姓氏。笔者根据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对这4820个姓氏逐一进行研究，得出的结果为：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共有1834个，占4820的38％。但是，仅有姓氏数量，尚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每个姓氏拥有人口数大不相同。为了进一步弄清河南在中华姓氏中所占的重要地位，笔者又根据该书提供的姓氏拥有人口资料，对我国最常见的汉族姓氏逐一进行了考证。当今按人口多少排列的前120大姓共占汉族人口的90．11％，也就是说13亿人中有11．7亿人姓这120个姓。在这120人姓中，全源十河南的姓氏有52个，即李、张、陈、黄、周、林、何、宋、郑、谢、冯、于、袁、邓、许、傅、苏、蒋、叶、阎、潘、戴、夏、范、方、石、姚、廖、孔、康、江、史、召6、段、雷、汤、尹、武、赖、樊、兰、殷、陶、翟、安、倪、严、牛、温、芦、俞、葛，部分源头在河南的姓氏有45个，即王、刘、赵、吴、徐、孙、胡、朱、高、郭、罗、梁、韩、唐、董、萧、程、沈、吕、卢、蔡、丁、魏、薛、杜、中、姜、熊、陆、白、毛、邱、秦、顾、侯、孟、龙、黎、常、贺、龚、文、施、洪、季；两项合计，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共有97个，占120大姓的80．8％，占全国汉族人口的79．49％。如果减去一些多源的姓氏中源于河南以外的成分，人口百分率会有所下降，但起源于河南的姓氏总数是1834个，减去97个，还有1737个，加上这些姓氏，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率仍在80％以上。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河南是姓氏资源第一大省，海内外华人的祖根大半在河南。河南为何在中华姓氏中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呢?概括地说，河南是华夏文化的主要发祥地，自然也是华人姓氏的摇篮。如果进一步分析，把中华姓氏史与河南历史加以对照，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姓氏的萌芽、产生，还是普及、定型，无不与河南息息相关。
一、河南是姓氏肇始时期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
姓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制时期，而河南正是此期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因1921年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的仰韶文化，正是母权社会繁荣阶段的代表。该文化陶瓷上的鸟、鱼、蛙及人首虫身等图象，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姓”的标志。姓的起源与先民们的图腾崇拜有关，有些姓氏是由图腾转化而成。传说太吴与其妹女娲所处的时代，即是中国图腾制的标本时代。那么，他们所居住的河南淮阳，也当是产生图腾和姓氏较多的地方。氏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是从氏族、部落中的少数家族形成的“氏族贵族”中产生的，而此期中原地区(主要是今河南)氏族林立，正如《史记•封禅书》中所云“黄帝时万诸侯”。中原地区这成千上万的氏族、部落便是“氏”的渊薮。
二、河南是华人祖先炎、黄二帝和太昊的活动中心
笔者对当今120大姓从血缘关系上进行追根溯源后，发现它们分别属于三个族系，即黄帝族、炎帝族、东夷族，出自四位祖先，即黄帝、炎帝、太昊与少昊。具体情况是：
] 属于黄帝族的有86姓，占120姓的72％，即：王、张、刘、陈、杨、周、吴、孙、胡、朱、林、何、郭、罗、宋、郑、韩、唐、冯、于、董、萧、程、曹、袁、邓、傅、曾、彭、苏、蒋、蔡、贾、魏、薛、叶、阎、余、潘、杜、戴、夏、钟、汪、田、范、石、姚、邹、熊、陆、孔、康、毛、史、顾、侯、邵、孟、龙、万、段、钱、汤、黎、常、武、乔、赖、庞、樊、兰、殷、施、陶、翟、安、颜、倪、严、牛、温、芦、季、俞、鲁。属于炎帝族的有6姓，占120姓的5％，即：许、姜、崔、雷、易、章。属于东夷族的有8姓，占120姓的7％，即：李、赵、黄、徐、马、谭、郝、江。兼属黄帝族与炎帝族的有11姓，占120姓的9％，即：高、谢、吕、卢、丁、方、邱、贺、龚、文、洪。兼属黄帝族与东夷族的有9姓，占120姓的7％，即：梁、沈、任、廖、金、白、秦、尹、葛。总的来说，120大姓多数属于黄帝族，少部分属于炎帝族和东夷族，而河南长期是这三族活动的中心，因此，这三族的姓氏也多数是在河南境内形成的。
(一)黄帝族与姓氏
黄帝是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为少典之子，本姓公孙，长居姬水，因改姓姬，居轩辕之丘(在今河南新郑西北)，故号轩辕氏，国于有熊(今河南新郑)，故亦称有熊氏，因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相传炎帝扰乱各部落，他得到各部落的拥戴，在阪泉(今河北涿鹿东南)打败炎帝；后蚩尤扰乱，他又率领各部落在涿鹿(今属河北)击杀蚩尤。从此他由部落首领被拥戴为部落联盟领袖，并与炎帝共同被后世尊为“人文始祖”。司马迁在《史记》中把中原地区不同时代居于统治地位的部族，如颛顼、帝喾、尧、舜，以及夏、商、周的最高统治集团等，全都说成是黄帝的后裔。这些部族，接连居于统治地位，历时久，势力大，占据的地盘广，所以人丁极其兴旺。通过对120个大姓的研究发现，无论从血缘关系上说，还是从地缘关系上说，黄帝族有许多姓氏与河南密切相关。黄帝族主要有两大分支：一为颛顼族，二为帝喾族。此外，据有关文献记载，匈奴族和鲜卑族同黄帝也有血缘关系，所以，凡出自匈奴族或鲜卑族的姓氏，均列入黄帝族系。
(1)颛顼族与姓氏
颛顼是传说中古代部族首领，《史记》说他是“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号高阳氏。他居于帝丘(今河南濮阳东南)，死后葬于顿丘(在今河南浚县北)。颛顼后裔比较有头绪的，主要有三支：一为舜族，二为禹族，三为陆终族。舜是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史记》说他是颛顼的7世孙，其后代产生出陈、袁、田等姓氏。禹是颛顼的6代孙，原为夏后氏部落领袖，奉舜命治理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后担任部落联盟领袖。他的儿子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即夏朝，后产生出一些姓氏。陆终是颛顼族系中一位重要人物，其父吴回即祝融，是颛顼的曾孙，陆终有6个儿子，其后曾孕育出一些姓氏。
(2)帝喾族与姓氏
帝喾是传说中古代部族首领，号高辛氏，《史记》说他是“黄帝之曾孙”，“于颛顼为族子”。他活动的地区主要是豫西和豫北。帝喾后裔中繁衍旺盛的，主要有尧族、商族、周族。尧是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是帝喾之子，其后产生出一些姓氏。商族始祖名契，是帝喾之子，被封于商(今河南商丘南)，赐姓子氏。子姓商族产生的姓氏，一部分直接源于商朝王族，而大多数则出自由殷纣王帝辛的哥哥微子启所建的子姓宋国。周部族始祖名弃，也是帝喾之子，姓姬氏，其后衍生的姓氏多达数百个，不仅为黄帝族之最，而且在整个中华姓氏中也是首屈一指的，被列入当今120大姓的就有47个，其中有一大半出自河南。
(二)炎帝族与姓氏
炎帝是传说中上古姜姓部落首领，因生于姜水(在今陕西岐山东，是渭河的一条支流)，故姓姜；因以火德王，又以火名官，故称炎帝；相传他教民耕种，又曾尝百草为医药以治病，故又号神农氏。他原居姜水流域，后发展到中原地区，《竹书纪年》说他曾居陈，“陈”即今河南淮阳。他的子孙大部分在河南境内定居，使姜姓失而复得，又衍生出其他一些姓氏。在河南境内的炎帝后裔，主要有方氏、雷氏、吕氏、许氏、文氏、申氏。炎帝后裔还有在山东北部的齐氏，但其始祖吕尚是南阳吕国的子孙。
(三)东夷族与姓氏 “夷”是中国古代对东方各族的泛称，亦称“东夷”。东夷族分为太昊族与少吴族。
(1)太昊族与姓氏：太昊，是传说中古代东夷族首领，也是中国神话中人类的始祖。太昊族以龙为图腾，曾以龙为官名，其后裔姓氏有任、郝及白姓的—支等。
(2)少吴族与姓氏：少昊，号金天氏，也是古代东夷族首领，相传他因修太吴之法，故曰少昊。少昊与太吴是继承关系，少吴部落是从太吴部落分出来的，活动中心在今山东曲阜一带，但其后代却分布在全国许多地方。少昊后裔有两个重要人物，即皋陶和伯益。皋陶是少吴的曾孙，也是东夷族的首领，当今第一大姓李及廖姓的一支，都是他的后裔。伯益是皋陶之子，是舜时东夷部落的首领。他是古代赢姓各族的共同祖先，后裔相当繁盛，在当今120，大姓中，赵、黄、徐、马、谭、江等姓都是他的后代。
三、河南是姓氏发展时期夏、商两代的国都所在地
夏、商时期，从奴隶制兴起到全盛，也是中华姓氏得以发展的时期，而这两个朝代活动的中心地带均在今河南境。夏朝从开始到桀灭亡，共传14世、17王，历时4凹多年，其统治中心在今河南西部的黄河、洛河流域。夏禹建都之阳城，即今登封告城镇；后迁阳翟，即今禹州。禹之子启的都城也在禹州，此后，太康居斟寻(今巩义西南)，相都帝丘(今濮阳)，少康都阳翟，杼居原(今济源西北)，后迁老丘(今开封东)，胤甲居西河(今安阳东南)，孔甲及其子皋均居今偃师，桀都斟寻6。除了《史记》所列“用国为姓”者外，夏朝在河南境内还有不少诸侯国，于夏朝末年被商汤所灭，都演变为姓氏。
商朝自汤至盘庚，曾5次迁都：仲丁由毫迁嚣(即瞰，今河南郑州)，河亶甲由嚣迁相(今河南内黄东南)，祖乙迁于邢(即耿，在今河南温县东)，南庚迁于奄(今山东曲阜)，盘庚迁于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此后未再徙都，这说明商朝的统治中心基本上都在河南。商代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奴隶社会，国家机器日益扩大和加强，特别是盘庚迁殷后，达到了奴隶制的兴盛时期，国家机器也空前强大。商代的大奴隶贵族约20多支，有王、诸侯、“多生(姓)”、“多子”等，总称为“百姓”。这说明那时只有奴隶主贵族才有姓氏，而广大群众，尤其是奴隶，是没有姓氏的。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姓氏来源增多，姓氏也得到了发展。商朝的国家形式，是以王族为主体，联结着许多旁系、支系的贵族大家族所构成的统治网，到商朝后期，形成了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商王有直接统治区，还分封一批诸侯于商的周围；在诸侯的封地之间，以及诸侯封地的外围，还存在着许多方国部落。这些诸侯国、方国，后来有许多都演变为姓氏。再就是商朝建立了一套比较复杂的官僚机构，设置了许多官员，因而有以官为氏者，如理氏便出自“大理”(掌刑法的官)一官。此外，还有以祖字为氏和以技艺为氏的。
四、河南在姓氏普及时期的周朝占有重要位置
周朝是我国古代史上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产生姓氏最多的朝代。西周是一个强盛的奴隶制国家，立国初期实行的贵族内部层层分封的大封建，为后来的姓氏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奴隶社会逐渐瓦解，封建制开始出现，大多数诸侯国被强国所吞并，演变成姓氏，因而使中华姓氏空前大发展。战国时期，我国进入封建社会，随着奴隶制宗法制度的崩溃，姓与氏已无什么区别，逐渐合而为一，同时无论贵与贱，人们都有了姓氏，不再是“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因而姓氏基本上普及，并相对定型，此后没有更大的发展。西周虽建都于镐京(今陕西西安)，但在建国初期便营建了洛邑，至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洛阳便成了东周的统治中心。据初步考证，从周初到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分布于今河南境内的，有周朝同姓(姬姓)国20多个，异姓国40多个，合计60多个，约占诸侯国总数140多个的二分之一弱。这些大小诸侯国基本上都演变成为姓氏，同时，诸侯的子孙以采邑名、官职名等为氏，又形成一大批姓氏。由此可见，河南是在姓与氏发生重大变革，姓氏空前大发展、基本普及和相对定型时期起到关键作用的地区。
五、河南有得天独厚的产生姓氏的优越条件
古代的“得姓受氏”，与地理位置、人口多少及政治、经济状况等条件有密切关系，而河南在这些方面则独具优势。河南地处黄河中下游，位居中原腹地，气候温和，资源丰富，地理条件优越，适宜于农、林、牧、副业发展，古代的手工业发达，又是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因此，人口密集，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长期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夏朝建立至民国年间，先后有20多个朝代在此建都，因而使河南成为古都最多的地区。中国有七大古都，河南就占3个，即洛阳、开封、安阳。河南历史悠久、人口密集、建都频繁，正是河南成为中华姓氏主要发源地的先决条件，因为：
(一)历史悠久，产生的姓氏必多。中华姓氏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而有人称河南“是整个中国历史的缩影，是一座浩瀚的中国古文化博物馆”。从这种意义上说，河南的历史包含着中华姓氏产生、发展、演变的全过程。正是由于河南历史与中华姓氏史紧密相连、息息相关，所以才孕育出了众多的姓氏。
(二)人口密集，得姓受氏者必众。具体地说，人口密集，职业部类必繁，居住地必广，因而以各种技艺为姓氏的、以居住地为姓氏的以及以其他方式得姓者必多。
(三)建都频繁，得姓的机会必广。首先，建都多标志着历史上出现的国家多，因而以国为氏者就多。其次，国都是国王居住之地、文武百官云集之所；是一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因而应时因势兴起的新姓氏就特别多，诸如国王赐姓，一些生有爵、死有谥的王公大臣的后代以官为氏、以爵为氏、以谥为氏、以字为氏，等等。在源于河南的姓氏中，与都城有关者相当多，真可谓不胜枚举。
六、河南是北魏鲜卑族政权入主中原改姓的基地
黄河两岸的中原，原本是汉族长期生息的中心地区，由于西晋末年大战乱的推动，从“八王之乱”开始，汉族从中心地区出发，向边远地区流亡，而居住在长城以外的少数民族则大量内迁，至北朝时期达到高潮，历时长达三个世纪之久。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各族人民相互影响，总的发展趋势是与汉族融化成一体，从而形成了黄河流域各民族的大融合。其中，大规模地迁入今河南境内，施行与汉族同化的少数民族政权是北魏。北魏是由鲜卑族拓跋氏所建的政权，统一北方后，为加速北魏政权封建化的进程，孝文帝拓跋宏于493年率领贵族、文武百官及鲜卑兵自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接着，进行汉化改革，实行鲜卑人与汉人通婚，以汉服代替鲜卑族服装，禁止在朝廷上说鲜卑话，令鲜卑人改姓并自称河南洛阳人等等。改姓数量，一说有300多，仅见于《魏书•官氏志》单独列出的，即有114个，其中被列入当今120大姓的就有25个。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构成了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优势，使河南成为中华姓氏的主要发源地。源于河南诸姓的先民们，植根于中原沃土，为故乡的繁荣与进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在历史的长河中又不断向外播迁，广及全国，进而又远徙海外，至今几乎遍布全世界。
汉族分“南”“北” 血缘大不同
早在1929年，我国学者就发现了汉族ABO血型南北人群的差异。近日，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袁义达的《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一书更是指出，汉族南北之间存在着遗传结构上的差异。以我国南方的武夷山和南岭为界，南北两地的汉族血缘相差甚远，南北两地的汉族血缘比南北两地的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差距还要大。从生物遗传学的角度讲，我国的汉族只是文化上而非血缘上的完整群体。
中国人最早的ABO血型的正式数据出现在1918年，到目前为止，中科院遗传所的研究人员一共收集了655份有关中国人的ABO血型的国内外文献，共计1818180人。除去少数民族的数据，有关汉族的文献325份，统计学上有效文献305份，计909900人的血型数据。研究人员用这305份的中国汉族ABO血型数据得到了汉族的地域亲缘图。该图表明，南方人群（包括福建、台湾、广东、澳门、香港、广西和海南七省区）同北方人群（除去南方七省区）生物遗传距离比人们想象的要远得多。
由于“姓氏基因”存在，通过对同姓人群迁徙的研究，就可以掌握群体的遗传情况。
汉族南北两地的血缘的差异是如何形成的？袁义达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从我们先祖长期的迁移、混居和融合中寻找答案。由于ABO血型是1900年才被奥地利人发现，现在所说的遗传基因更是近几十年的事。那么，要研究1900年之前的汉族群体遗传的情况，一个便捷的渠道就是研究“姓氏基因”。
袁义达说，他们收集了几十年来上百万份血型数据，经过计算机聚类统计分析后发现，不同人群的血样中的血型、酶、蛋白质的区域分布和人们姓氏的区域分布高度一致。这种高度一致当然不是一种偶然性的巧合，它恰恰反映了中国人的姓氏分布与遗传血型的分布存在必然的内在关系。中国人一般都是子女承父姓，这种姓氏的传递方式与代表人类男性的Y染色体的遗传方式相同，而且从研究来看，中国人姓氏的传递是连续和稳定的。这就是说，各个历史时期的同姓人群的分布不但记录了当时社会进化的痕迹，也反映了人类遗传物质在人群中的分化过程。在汉族的社会中，宗族观念根深蒂固，直到1949年前，同姓同宗仍是一种很强的联系纽带。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汉族人习惯于同姓聚集，几姓联宗，这种生活方式的结果就是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同姓人群。中国同姓人群的历史、数目和规模是中国人特有的社会现象，ABO血型的分布正是受到了同姓人群分布的选择。
汉族南北两地的血缘的差异在宋代已经形成，其分布规律与现代的分布规律基本一致。
袁义达说，他们对不同时期的各省姓氏分布的数据进行生物遗传距离的分析，获得了宋朝、明朝和当代的汉族人群的三张聚类图，从“宋朝姓氏分布的地域亲缘关系聚类图”可以看出，汉族从宋朝开始已经形成了南北二大区域：南部的广东和福建与北部的其余14个省。“明朝姓氏分布的地域亲缘关系聚类图”也非常清楚地把明朝中国人分为南北两大人群，形成福建、广东和广西三省为南方人群，其他14省为北方人群的局面。而且明朝的人群地理分布特征已与当代的分布基本一致，其南北两大异源汉族的地域分界线也应在武夷山和南岭一带，而不是在长江。与宋朝的地域人群分布相比较，广西已与湖南分离而与广东、福建聚类。
“当代姓氏分布的地域亲缘关系聚类图”反映了当代中国汉族的南北两大人群的异源性，以及明显的分界地域在南部的武夷山和南岭一带。29个省区市分为南北两大块，而且其遗传距离很大。南方汉族包括福建、台湾、广东、广西、海南省、香港和澳门。
总之，宋、明、今三个时期的姓氏遗传距离分析结果表明，在中国1000年前的宋朝已经形成了南北两大区域的人群，从姓氏遗传信息上明显地显示出南北两大区域人群结构的区别，表明南北两大区域人群的不同源性，其明显的地域分界线在南方的武夷山和南岭。
中国人姓氏的历史至少已有4000年以上，主要起源于中国西北和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并同化了各个时期周边各民族的姓氏，形成了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在使用的汉字姓氏。
根据1000年来的中国人姓氏分布和对人群迁移、混居和融合情况的分析，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民族联合和进化的历史，也说明了中原地区的人群是组成中华民族的主体，它融合了南北各个时期的民族成分，尤其是北方地区的民族成分，形成了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当代的中华民族的整体。当代人群分布的情况基本上与明朝、宋朝人群分布具有很高相似性和渐渐变化的过程，它们之间的区别点正是反映了这1000年期间人群进一步迁移与分化的结果。
汉族南北两个不同的群体形成，是由社会历史的发展、地理上的隔离以及语言的不通等原因造成的。
汉族南北两个区域人群在历史上是怎么形成的呢？袁义达认为，华夏民族在长期的迁移和进化过程中，北方地区主要交往和融合的是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突厥、羌、蒙古等属北蒙古人种的民族。而两广闽台地区主要交往和融合的是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如南越、交趾等属南蒙古人种的民族。
北方地区地形平坦，人群迁移容易，所以，北方人群间的同化和语言统一要比南方地区快。南方地区，特别武夷山和南岭以南，由于丘陵起伏，地形复杂，人群迁移困难，人群间的同化时间长，互相交往困难。长期以来造成地理上的隔离状态，语言变化很大，形成无数的“族群岛”。
袁义达指出，几千年的汉族进化历史也证明南北地区的汉族存在差异，而且是一种群体遗传基因进化上的差异。因为文化上的差异，包括语言上的差异，通过政府的政策和法令，在不长的时间内可以改变或缩小这类差别，这类差别不是根本性的。几千年的不同程度的隔离和遗传基因进化中所造成的不同地区汉族亚群体之间的差异才是本质上的区别。
袁义达，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副研究员。1985年-1986年，1988年和1992年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工作，创建了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学。在国内外共发表了30多篇论文和两部专著。研究方向：1.
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学的研究。2. 中国人遗传基因多样性和姓氏分布相比较的研究。3. 姓氏群体遗传与疾病在地理分布上相关性的研究。
中国人姓氏奇又怪
中国人的姓氏近2万个，无奇不有，其中还包括一、二、三……八、九、十、百、千、万、亿等等数字都是姓，令人大呼怪哉！
